普通患者所感受到的，就是在中国“看病贵”，一个普通感冒也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块钱。而在职业医生眼中，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异常复杂，一个感冒要做那么多的检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名词——“自我保护性医疗”。

　　这也表现在司法环节：最高法规定，从2001年开始，医疗纠纷中要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要医生在遇到法庭审理医疗纠纷时，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如果拿不出无罪证据，就可以判定医生有罪。

　　经过“七年之痒”，这一法律解释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举证倒置” 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权利，却把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甚至客观上加剧了医生和患者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本组文章期望通过换一个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观察和调查，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医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从而能更加“专业”地看待医患关系这一并不新鲜但仍然存在的话题。

　　一名妇产科大夫的24小时

　　“拿起拷机，就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2008年的一个星期六，雨。上海某区中心医院住院部五楼，十七病区，妇产科。记者以一名医学院实习生的名义来到这里，随行体验了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值班经历。

　　“常规”的上午、中午和下午

　　章青医生30来岁，很瘦。她留一头短发，带着些自然卷，刘海底下配着一双圆圆的眼睛，一双手干燥瘦削，手指很长。

　　8点15分，章青走出办公室，到了十九病区的护士工作台，拽出放病历的小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点32分，她开始查房。拿出病历，敲门，进门，逐一询问里面的产妇，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复状况，检查子宫位置，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动作。十九病区的都是剖宫产产妇，每检查完一道手术切口，章青都要把产妇肚子上的腹带重新系好。

　　查房结束，9点10分，章青得以在电脑前坐下来。她登陆病历系统，开始对着病历本往电脑里输入病人情况。看着12本厚厚的病历，告诉记者：“还欠着前天的都没登记完，今天先补上那天的再说。”

　　刚把第三份病历放到电脑前，章青的拷机就响了，她起身回电话，听完通知后，下楼出了住院部，到了门诊楼三层的“特需门诊”——这里的妇产科今天无人值班，章青便顶上了。患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里面，碰上她们去做检查的间隙，章青就翻看电脑里刚给患者开出的单子，对药量进行增减。

　　终于没有人再进诊室了，章青又检查了一遍给最后一位患者开出的单子，就趴在了桌上。“能来这里(特需门诊)的都是有钱人，今天不算忙，忙的时候一上午要看20个特需。”10点48分，章青回到住院部十九病区的办公室，继续往电脑里登记住院病人的病程记录。

　　11点多，一名医生走进来招呼章青吃饭，章青从冰箱里拿出两个盒饭——前一天中午和晚上吃剩的，急匆匆走到办公室对面的“理膳间”，翻出一只断了一个把手的铝锅，把两盒剩饭倒了进去，往里面加了些自来水，热饭。

　　饭还没有热好，接到护士的通知，章青去病房给病人换药。15分钟后，章青和她妇产科的同事们陆续从各个病区回办公室，同事帮章青捎了一盒食堂的盒饭，里面有大半盒饭，卧着两个狮子头和几根青菜。午餐时间只有10分钟，医生们快速地填满了肚子，便出了办公室回到各自的病区，没吃完的泡饭仍然搁在铝锅里。

　　章青去了趟病房，回来继续坐在电脑前登记病程记录。安静一直持续到了12点半，拷机没有再响起来。章青走回十七病区的医生宿舍——一个六七平米的小屋，爬上自己的单人床，安排记者在旁边的双层铁床上休息，自己很快就睡着了。

　　13点40分，午睡结束。章青又回到她的办公室开始登记病程，20分钟后，拷机响了，于是又下楼、上楼，来到特需门诊开始接待病人。这之后，只要拷机声一响，章青就必须马上赶到门诊楼，然后再快步走回住院楼的办公室整理堆积如山的病历记录。“拿起拷机，就要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