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启动在即，公立医院如何“管办分开”已逼近决策者。

　　如何改革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新医改中最棘手、涉及利益调整最多的关键部分。目前公布的新医改方案框架对此语焉不详。但“十七大”报告中已提出“管办分开”的改革思路，但如何实现“管办分开”亦有不同路径和争议。 
 
　　对此，复旦大学“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组出台了《外国(地区)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经验和教训》报告，该报告专门分析了“管办分开”的国际趋势和国内地方试点，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复旦报告认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应当避免将“管办分开”局限在两个政府机构之间。这种形式上的“管办分开”，建立了更多的政府管理层次，而医院本身并没有真正获得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从国际经验看，公立医院的企业化管理方式是趋势。

　　“管办分开”两路径

　　“大多数国家的公立医院由政府集中管理。但是，也造成公立医院效率低下和质量低劣等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政府管理公立医院的新模式。”医改方案“复旦版”主要参与者、该报告课题负责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蔡江南表示，公立医院如何构建管理体制是国际社会都在探讨的问题。

　　蔡江南带领的课题组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政府管理公立医院的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政府直接管理公立医院，即政府采取行政化手段来管理公立医院，又可称为“管办合一”的模式；另一类是政府间接管理公立医院，即政府采取企业化手段来管理公立医院，又可称为“管办分开”的模式。

　　这两类模式有着明显区别。例如医院领导制度上，前者院长由政府直接委任，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审批，层层上报。而后者是由医院(集团)董事会任命院长，院长负责医院内部的日常经营管理。前者模式中，医院人员聘任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工资水平和福利参考公务员待遇，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审批，而后者由医院自主决定。

　　“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基本上还属于‘管办合一’类型。”蔡江南分析说，但中国还有“特殊”之处，即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靠自己创收，而不是来自政府预算，已享有相当程度的经济独立性，但是，离独立经营的法人地位还有很大距离。

　　鉴于“管办合一”造成的效率低下，“管办分开”成为各国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但是，基于“管办分开”后的管理权流向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行政性“管办分开”和企业性“管办分开”。

　　蔡江南总结，前者是流入另一个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以香港医院管理局为代表模式；后者是流入企业化的医疗管理集团或医院本身，以英国医院托拉斯为代表模式。

　　“行政性‘管办分开’是一种进步。”蔡江南认为，因为对于特定政府机构来说，脱离直接管理医院后，其地位和利益相对超脱，有利于政府对整个医院系统(包括公立和非公立医院)进行全行业的监管。

　　而企业性“管办分开”是指，政府将人事、财务等权力下放给医院自主管理，用来克服以往行政管理固有的低效率、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缺陷。

　　但实际上，两种思路仍存在争议：支持前者的观点认为，企业化管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诱导消费问题，而支持后者的观点认为，行政性分权不能解决医院服务效率低和医务人员积极性问题。

　　实际上，“管办分开”在我国各地自发地进行的医改试验中，已有不同的模式。如“无锡模式”和“海淀模式”，都是在卫生局外单独成立一个医院管理部门。而上海的“申康模式”的特点是成立了一个类似“医疗国资委”的医院管理中心。

　　“上述几种模式都属于行政性管办分离。”蔡江南指出，即便是“申康模式”的“医疗国资委”倾向于企业性管办分开模式，但其主要管理层还标有“行政级别”，任命在主管部门，其管理自主权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