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87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去年11月20日，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2895例……”这组抽象的数字，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眼里，却是活生生的，是一张张她见过、深谈过、一起吃过饭的面孔。1992年起，夏国美涉足艾滋病防治研究，是中国最早研究艾滋病防治的学者之一。她最早从理论层面上提出“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这个观点引起国务院、卫生部的重视。

    今年“三八”妇女节，她获得“第五届上海市巾帼创新奖提名奖”。

    1、贵州一年改变人生

    夏国美当过7年医生，曾作为上海医疗队的一员到贵州农村服务一年。如果没有这次经历，夏国美也许今天还是个医生。“贫穷、落后，令人震撼。”她说，“一次去给一个村里的小孩看病，要翻一座山，当我赶到时，小孩已经死了。按照当地人的习俗，小孩死了不下葬，扔到树林里喂野兽。既然来了，就给其他村民看看病。村民为了款待我，特地煮了面条，割了点腊肉放在上面，腊肉是他们最好的东西，平时舍不得吃。主人家的7个孩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像一排音节一样，瞪大了眼睛守在锅子旁边。我实在不忍心吃。”夏国美觉得，做医生救不了那么多人，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需要政策层面上的东西，需要社会科学。于是她选择了到上海大学学习社会学。

    2、第一次接触艾滋病

    上世纪80年代末，社科院把研究性病的任务交给了她。出于职业的敏感，1989年中国出现第一批艾滋病感染者后，夏国美的注意力转向了艾滋病。她至今记得1993年第一次在上海疾控中心见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的情景。“我想象中，给他们看病，至少医生要穿白大褂，在诊疗室里看病。没想到，潘孝彰医生穿着西装，在办公室里和病人聊天。病人说自己淋巴有点问题，医生伸手摸了摸他的脖子，没洗手就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钢笔给病人开处方。”在人们视艾滋病为魔鬼、超级绝症的年代，这位医生的举动震撼了夏国美。刚开始她觉得这医生怎么这样不讲卫生，随后她明白了——这位可敬的医生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病人和病人家属，艾滋病除了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3种途径传播外，日常接触毫无问题。

    “我是医生出身，我相信科学，我知道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共用马桶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夏国美的“心理脱敏期”很快结束了。

    3、家里电话告诉吸毒者

    要研究艾滋病防治，必须了解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道他们所为所思。从1992年开始，她多次去新疆、云南、四川等地调查。在上海，她找艾滋病高危人群，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倾听卖淫女、注射吸毒者、男同性恋者的声音。“有时我上了出租车，问司机‘最近哪里小姐多？’司机的反应都是一愣，纳闷你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女人怎么对‘小姐’感兴趣？”夏国美想起当时的情景就笑。

    刚开始，卖淫女、吸毒者对她和她的研究生十分戒备，以为他们是警察派来的卧底，不说实话。夏国美说起她和一个吸毒人员的交往经历。第一次见面，夏国美请他吃饭，把自己的姓名、身份、手机、家里电话统统告诉他，但没有向对方要任何信息。后来这人半夜三更给夏国美家里打电话。“这是他在试探我，看我给他的信息是不是真的。”第二次夏国美又约他，对方提出去歌厅唱歌。夏国美把他载上出租车不久，这人开始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跟夏国美说，要在徐家汇路停一下，“只要半分钟”。到了他说的那个路口，这人从车上窜下，从路边一个人手中接过一小包东西，塞上钱，“交易非常迅速，半分钟都不到”。回到车上，他提出去药店，买了个针筒回来。“这时连司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