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之争

    杜乐勋是1983年创建中国第一个卫生经济学教研室的学者，曾担任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负责人，他能够清晰梳理出中国卫生事业宏观思路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卫生与财政部门出现一股宏观思潮，认为在改革前，把卫生事业性质定义为社会主义福利事业是不正确的，是片面强调卫生事业的福利性质，而主张将其定义为公益事业。”在当时，福利性与公益性的差别在于，福利性是由政府出钱办卫生，而公益性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家庭都要出钱。批判“片面强调卫生事业福利性质”的观点占据卫生部门卫生政策研究的优势地位，由此导致淡化公共福利性成为当时政府卫生部门卫生政策的主流思潮，引发了卫生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淡化公共福利性，也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卫生投入的比重下降。作为当时的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杜乐勋至今仍遗憾，在当时虽然持不同意见，但未能坚持己见、充分表达、尽到力量。

    雷海潮分析，从部门内部看，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承担的重要角色之一是直接举办医院和管理医疗服务，在经济转型期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转变。至今仍或多或少存在着不是首先从保障居民健康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而是较多从部门和机构的利益去考虑问题，设计政策的时候自然就对居民健康考虑得比较少，而对部门或者行业生存和发展考虑得比较多。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医改报告认为“医改不成功”，再度把卫生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2006年9月，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成立，由发改委牵头，11部委组成，办公室设在发改委的社会发展司，进行医改新方案的研究制订工作，卫生部部长高强受命担任这个小组的双组长之一。接下来的10月，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聚焦医改话题，医改走到了中央层面的政治承诺，如何制定具体政策成为争论焦点。

    接下来的发展更引人注目，有关部门平行委托了6个独立的非政府机构提出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各提出一套方案。目前受委托的单位已增加到了10家，已有“第10套医改方案”之说。杜乐勋仔细分析过多套方案，在他看来，那么多方案，“主要还是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三个部门发出的声音”。卫生部主管的是医疗服务体系，财政部管拨钱，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管医保。卫生部的医改观点是:关注基本医疗的提供，希望政府的投入用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认为:应从大病着手，建立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解决大病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应该将更多的钱投入医疗保障。

    有意思的是，最早委托的6家机构中，北大、复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思路是相近的。第7家新增单位是北师大，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稀释”过于扎堆的医改思路。关于医改，高强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医疗卫生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现在没有一个灵丹妙药，像安宫牛黄丸似的，吃下去中风就好了。我们医改的方子应该像中医一样，好多味药配在一起来解决问题”。

    医疗卫生领域的变革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论争由来已久，参与新医改方案设计的专家们也被打上了不同的标签。2008年“两会”期间，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当然是焦点，新任卫生部长陈竺表态，“医改方案还在积极酝酿中，一直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医改的大体方案已经形成，估计今年3月份‘两会’召开后会向社会公布，同时，有关政策、配套文件都在制定中”。根据陈竺介绍，医改的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厦，其中有四梁八柱，四梁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八柱包括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法律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服务”是卫生部医改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