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卫生工作会上提出要建立四项制度，但具体分析，这四项制度中，“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要靠财政部拨款，“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属药监局的职权范围，只有第四项“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制度”听起来是卫生部的事。高强自己也承认，“卫生工作确实涉及很多部门的职能，这是当前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现状决定的”。不过他强调，“卫生部门应该立足于全局，立足于保障人民健康来思考问题，要‘跳出卫生看卫生’”，“只有全面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探索研究解决问题的综合性措施和办法，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正在研究中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就是汇集了十几个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工作人员，大家互相沟通，群策群力。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机制，也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

    SARS的拐点

    即使成本高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变却越来越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焦点”，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看来，全球范围都如此。“不只在中国，在欧洲、北美都是热了几十年的话题了。”“中国在2000年以来，卫生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SARS以后。”

    在建国后一直在卫生部工作的原医政司司长张自宽的记忆里，“建国以来，只有‘文革’后期的部长刘湘平不是卫生系统出身”。2003年SARS来袭后，一切变得不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空降”卫生部，分别出任部长和常务副部长，此前两人均无卫生系统履历。而后高强正式出任部长，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机制，被认为是他执掌卫生部面临的挑战。2003年卫生部在机构设置上，因此出现了显著变革，新增设了三个重要部门:卫生政策法规司、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和农村卫生管理司。

    在卫生行业这样一个崇尚专业背景的系统里，临危受命的“非专业”部长高强同样赢得了认同。SARS之际，卫生部在张文康被免职前，已有5位副部长、1个中纪委驻部纪检组长，而高强坐镇卫生部，被认为有着双重考虑:“第一，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曾经帮助吴仪实地调查过北京的SARS情况，对真相比较了解;第二，财政部出身的高强(高在做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有助于协调各部门力挽狂澜，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曾经担任卫生部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的哈医大卫生管理学院教授杜乐勋评价，“宏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高强，拥有财政部门与政府综合部门的双重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把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复杂医疗体制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中。

    SARS催生了“官员问责”，也让亲身经历此事、财政系统起家的高强重新反思以往的卫生工作和卫生体制，大声疾呼公共卫生涉及全国人民的健康权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政府要增加卫生投入，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高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不能只考虑卫生系统自身的利益。要把600万与13亿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处理好手下与天下的关系。”

    “SARS之前其实医患关系很紧张，大家对医院有很多抱怨。”SARS使得现有的卫生体制缺陷凸显，也将全社会对卫生体制的反思推进高潮，话题从“公共卫生基础薄弱”，延伸到“医疗卫生事业、公立医院如何定位”。反思与讨论的结果是，前者达成一致: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后各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迅速建设起来；后一话题仍在争议中。SARS带给医改的直接冲击是“卫生事业恢复公益性、政府主导”的呼声高涨，而现实是所谓“医疗市场化”已经在地方实践中铺开——放宽民营资本进入医疗体系，企业医院剥离重组、公立医院产权改制等。

    SARS危机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政策倾斜。权威人士说，国家在建立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投入了300亿元以上，较常年增长20倍之多。而在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于宗河看来，300亿元的投入只是应急和亡羊补牢，“医改才是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