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些比我们落后的非洲国家比，中国的现状也是更难更贵。贵和不贵是相对的，取决于报销的多少。”王明元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系主任刘国恩则认为曾其毅说了一些很质朴的话。“他的话是对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比较委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东西是贵还是不贵,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是否支付得起，如果发生疾病急需治疗而无法支付,那就是贵。”刘国恩表示，互济共助是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的原型,所谓医疗保障就是国家要建立这样一个共济机制,通过医疗保险来分担患病的风险,问题是出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体系。

    盼归“公益”

    在曾其毅的博客上，目前评论已达5000多条。这一场大论战，已经演变为大批网友对医疗改革深层问题的更多关注。如何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多年的症结在哪里？

    王明元建议，应在成立大公共卫生机构（疾病控制、妇幼卫生、卫监、计生、食品药品监督、健康教育、地方病防治、中心血站等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合并为一个全额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大幅度精简整合城市大医院，只保留少量公立综合医院，不足部分由民营资本投资非营利医院。合并整合上述机构后，可以富余出一定资金和人员充实到农村与基层社区,使医疗卫生资源80%在基层，这样补供方的资金就会显得相对充足。另外，制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彻底消灭以药养医的问题，同时全面推进新农合与城市居民医保，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却认为，“适度减少政府举办医院的数量”祈望市场进入十分幼稚，只能使当地的医疗资源越来越贫乏，人人享有卫生资源的理想反而不能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卫生资源的作用,打破单一的政府办医，鼓励优秀的民间资本进入，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

    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当地医疗资源的整合和重组上，而不是变卖了事或撒手不管。要注意抓两头——双管齐下：积极扶持地方和国家主力医院的发展，提高我国的医疗科技水平，避免拉大国际间的差距，这种投入应该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医疗经营来发展医疗科技。

    廖新波认为，政府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以药养医”，医院内部运行管理机制落后，决策管理者对医疗机构的公益性的认识只停留在基本的层面，医疗保障体系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受到应有的保障等等原因，加剧了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不足。

    “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政治性，不是单纯由市场决定的。”廖新波表示，落实医疗机构的公益性，首先政府的卫生行政职能要改变。政府的职责就是要重视和适时地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负有责任，如果改革使本来就投入不足的国家卫生经费再减少，如果因为面临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撒手不管的话，那不是改革的目的，这样的改革也不是顺应科学的社会发展方向，只会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进一步弱化，趋利行为更加严重，否则医院将无法得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