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开放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这是医疗问题的根本矛盾所在。不幸的是，在供求失调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还实行价格管制。价管歪曲行为，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医疗资源的动员。

    问题是这样的，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医疗服务行当的整体收益当然可观。但是，参与医疗供给的要素很多，医生、护士、管理人员、机构的牌子和名声、设备器械、场地、药物和用品等等，缺了哪样也不行。麻烦来了：各要素怎样分享所在必得的行业高收益？理论上，可用行政之手分配，可由市场价格机制决定，也可以行非驴非马的混合之道。不过有一个规律不可违背，只要价格不能准确灵敏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种种行为的歪曲就会接踵而至，“乱象四起”就难以避免了。

    这正是当下我国医疗医药业的情况写照。远的不提，近两年为了降低医药费用，“军令十二道，道道有药名”，把国家发改委忙成了什么样？劳而有功也罢，可多少批次的降价行动，实际效果却少有人恭维。无非“药价虚高”变成了“药价虚低”——许多降价药品无人生产，市场上再也买不到——要患者更欢迎哪一样？

    细心一点观察，“怪象”早已形成了。我手头有一份北大副校长、医学部领导杨柯教授的讲演提纲，其中有关医疗价格变化的例证，很说明问题。看得出的趋势是这样的：凡传统就有的老医疗技术，目前的收费与15－20年前相比，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并没有变贵；高收费项目当然也有，不过无一例外，全部是新医疗技术。

    以胃癌诊断为例。“上消化道造影”目前收费380元，20年前收80元；“常规活检病理诊断”收费100元，20年前收30元。怎么看，也就是在同期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变动（略低于三倍）上下的水平。新的胃癌诊断和治疗技术，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核磁共振，1500元；PET，8000－10000元；腹腔镜，10000元；内镜下支架置入，5000元；内镜下光动力治疗，10000元。

    畸高畸低的比价之下，医院和医生不可能不感到“推陈出新”的强大推力。这与药厂热衷于层出不穷的“新药”行为一样，属于同一套逻辑。上周本系列评论说，我国医疗服务开放不足，指的是机构和个人的合法行医门槛过高，没有充分利用内外医疗服务资源。现在要作一点补充，在引进最新最贵的新医疗技术、设备和仪器方面，医疗开放程度实在是很高的。

    不奇怪吗？老技术和老药品超低价、新技术和新药品超高价，居然同时并存于医疗的价格管制体系之中。莫非如斯蒂格勒当年所说，价格管制部门因为不具备信息优势，反倒成了被管制对象的“俘虏”？可能。但为什么不干脆多俘虏几个，把老技术和老药品的价格也一并抬上去，医疗机构的收益岂不是更大？

    答案要到现有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管制体制里去寻找。反复翻看1996年以来的有关政策法规资料，我发现两个要点：（1）价格管制靠“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准则来定价，但成本调查费时费力，等到算出来，又常常时过境迁；（2）价格管制不但要管比价的确定，而且对物价总水平的稳定负有责任。把这两点配合起来，怪现象就再也不怪了。

    先看第一点。医疗服务的项目之多，实在超乎想象。2001年国家颁布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把原先各地3万种医疗项目（3万种！），规范为不到4000种。就以4000种算，按全成本法调查，取数、分摊、归类、加总、平均、定价，怎么衡量也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工程。

    就是说，价管机关掌握行医成本的“成本”，本身就非常高昂。不需要说“成本调查”名目繁多、误差层出不穷；也不需要说利害所在，人为的信息隐瞒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需要说作为一个各地差异很大的大国，得到“平均成本”的麻烦无数。就算上述问题全部零成本解决，价管调查的那个“成本”概念，也是错的。真实世界里约束人行为的成本永远是“机会成本”，即在一个可选的机会集合里当事人所愿意放弃的最高收益。中国有合法行医资格的医生200万，每个人面临自己的机会集合，每个人判断机会的准则不同、“心劲”不同、行动能力不同、边际变化也不同。由一个集中的政府机关来收集全部相关信息，并据此核定“医生成本”，能准确、及时、无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