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全国共划分有7个医疗保健区，每个大区负责100万左右居民的卫生保健服务，并建有500—1000张床位的大区医院；大区下面，划分有若干个初级卫生保健小区，每个小区负责5000—50000名居民的医疗保健，在每个小区内，也建有50—70张床位的小型医院，目前，瑞典全国大约有680个这样的小区。此外，每个省的还有省一级的医院，提供约250—300张床位，主要是为各省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居民服务的。

    而瑞典全国私人开业医师的数目很少，只有约800名左右，且瑞典政府不仅在法律上对私人开业医师要进行严格审核和限制，而且各省议会也对哪些私人医师可以为患者提供服务具有决定权，所以，瑞典私人提供的医疗服务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套体制看似完备，但经过多年的实践却证明，目前这套制度已经出现了四个“不适应”：

    首先是不适应卫生需求的不断增长。瑞典近年来老龄化现象严重，而老年人对卫生需求的增长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近年来患者的就诊率、住院率较十几年前有大幅度上升，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其次是不适应卫生资金的短缺。瑞典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曾经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市场不景气，国民经济增长趋缓，失业人口增加，这也使卫生资金产生较大缺口，近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还没等把旧日的“欠账”补足，“新债”又接踵而至了——瑞典加入欧盟后，不仅不能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弥补开支，甚至还要设法降低税收，以增强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不适应医疗新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瑞典的医疗新技术研发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于是在瑞典的医院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既有当今世界顶尖的药品和治疗器材，也有目前通常采用的医治手段，当然两者在价格上也有很大不同，可瑞典的医疗保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于是患者可能因此会有不同的“待遇”，政府为此的支出自然也就不同。

    第四，不适应社会观念的变化。在瑞典人当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如果患者到医院看病，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情描述得越严重越好，否则如果不是“火上房”的状态，就只能去排队，有时即使是阑尾炎这样的手术，医生也会告诉你要等几个月。还有资料显示，瑞典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只占瑞典卫生保健费用预算的17%，但九成以上的患者是先到初级卫生保健小区医院就诊，然后再转到上一级医院治疗的。瑞典的医疗效率之低及在资金分配上的不公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

    瑞典现有医疗保险制度，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靠增加税收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不可行。因为一方面瑞典面对着全球化市场，税收越高，意味着产品的成本越高，这样会使“瑞典制造”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单纯增加税收也使国民的负担加剧。而不让患者看病或是降低医疗水平更不行。那样只会使瑞典社会陷入到混乱当中，而政府也会因此失去民心。所以，改革的“手术刀”就在医疗体系的内部下手。

    首先，瑞典政府从控制医疗的供应量入手，中央一级政府根据各省的人口，严格控制对各地方的资助水平；而对各省一级单位还规定，每个省议会用于医疗卫生保健的费用不得超过175亿瑞典克朗。通过这样的改革措施，就使医疗的成本降低了。

    可仅靠降低医疗成本还不够，因为医疗质量是不可以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