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去年7月的一天，郭玉良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并欠下了53万元医疗费。这个河南来京打工者无力偿还这笔费用。

    不偿还费用，医院就不同意他带走妻子的遗体。医院建议他将妻子的遗体捐出用作医学解剖，这笔医疗费就可一笔勾销。郭玉良觉得，如果那样做，他无法承担一辈子的良心债。半年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医院太平间外守望冷冻的亡妻。

    这是个令人动容的悲情故事。医院尽到了救死扶伤的责任，明知病人已经没钱仍然主动救治，病人身故之后，也没有过分催讨医疗费，“捐赠遗体”也只是建议而非强逼，整个过程中态度比较温和。而郭玉良也没有错，虽然一定有人劝他死者已然长眠，活人还要继续前行，为了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把遗体捐出去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然而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这种看上去有点执拗的做法，显示了对死去妻子的尊重和情意。

    那么问题出在哪了？问题是在病人去世后暴露的，但实际上早在病人花光钱而仍需抢救的那一刻就已埋下了。病人不在包括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内的任何医保制度的覆盖之内，国家也没有为急救穷人而设置的专项资金，医院当时决定继续治疗，应该已经预见到今天的情形。

    前一段，深圳山厦医院曾经一纸诉状将云南省政府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第一时间救治了一位“讨薪不成反自焚”的云南打工青年，云南省政府公开承诺“钱不是问题”，可事情过后，这个承诺却不能兑现。后来，云南省红十字会出面承担了81万元的医疗费，医院就此撤诉。这件事情同样暴露了“见死要救”缺乏制度保障的尴尬。云南省政府在危急时刻出于道义而称“钱不是问题”，后来却发现虽然手里掌管着巨万资金，但怎么支这笔钱都名不正言不顺。红十字会出面肯定是出于有关方面的授意，事情因此而得以解决。可细细想来，红十字会是个有着明确章程的慈善组织，为省政府充当“救火队员”并非其职责所在，指望它把所有贫穷而病危者的医疗费承担起来就更不现实。

    卫生部曾经反复强调：“对需急诊抢救的患者要坚持先抢救、后缴费原则，坚决杜绝见死不救等违规违法行为。”可是后续的资金保障跟不上，把医院和病人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从医院的角度说，如果按卫生部的要求去做，则要承担起不断增加的债务；如果不执行此项规定，则是对抗政策，要承担被舆论谴责甚至被主管部门追究责任的风险。可以说是进退两难。从病人的角度说，有些病人生命垂危，由于没钱只好在家等死，而不去医院救治；有些病人去了，但医院如果拿不到足够的押金，就可能以医疗技术层面的理由将其婉拒出门，或者不进行百分之百尽力的抢救。病人和家属由于对“不许见死不救”政策的陌生，由于对医疗技术的外行，也就束手无策了。这两种情况使很多本来病不致死的人失去了生命。

    山厦医院做了好事，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了补偿。北医三院尽了责任，至今面对着一个难解的死结。更多的医院每天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选择，更多的病人在前往医院的途中不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运气。归根结底，这是由于贫穷病人的急救还缺乏托底保障制度。要解决这个问题，从长远来说要依靠医保体系的全覆盖；从短期来说，不妨从每年都大幅增长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建立“救死扶伤基金”，用以帮助那些最困难、最无助的危重病人。这个问题不解决，类似“捐遗体免欠账遭拒”的酸楚故事，将会以不同的面目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