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说，强调“补需方”，是因为政府此前对“需方”的忽视，在他看来，基层群众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因此，政府今后对医疗卫生投入的重点是必须全民建立公立的基本医保，“有了全民医保兜底，财政无论怎样分配，基本受益面都体现在患者身上”。

    顾昕的说法并没有被普遍看好，问题在于，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做这件事。有媒体报道，新的医改方案可能将年医保财政投入界定在1000亿元，反对者借机“说事”，他们提出，假如以1000亿为“基本医疗服务包”，用于全民医保之后，再要实现医改的普及性受惠，难免落空。

    在毛群安看来，财政分配固然是医改的重点，但具体的分配方案不会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目前可以说的是，政府将加大投入，以相当的财力作支撑，在新的一年里，力争建立起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完善经济补偿机制，逐步改革‘以药补医’，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医院改革分层进行

    医改要成功，既不能老盯着百姓钱袋，也不能老盯着财政补贴，关键是约束医院。一年前，业界还在纷纷认为，中国的医改可能会绕开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改革，而只在社区卫生和农村医疗寻找突破口，据毛群安介绍，对医院的改革，多数意见倾向于坚持医院的分类分级，促成公立医院的公益化定位。

    “我国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只占7%，其他投入均靠医院自筹解决。”卫生部医药经济研究所李卫平研究员一周前在接受本报记者时作上述表示。鉴于此，业内有关人士将其描述为“连给离退休员工发工资都不够”，与此同时，国家对医疗服务的价格一直施以严格的管制。据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一个拥有2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协和医院教授，每看一个病人，挂号与诊疗费用加起来仅仅14元。

    医疗服务的价格与价值的剪刀差，既造成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拥挤局面，又使得医院展开种种“创收”活动，这也正是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元凶之一。

    一直坚持医改市场化取向的刘国恩，结合广东经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目前，广东医疗服务领域的社会资本仅占10%不到，全国则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