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前，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杨达因为感冒，到宁波市海曙区同和医院看病，不久后杨达被发现死在学校。在5日的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几份医院内部文件，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医生对每个病人用药量必须“达标”，同时必须保证患者“回头”再看病，每个科室每月必须完成。(12月6日《今日早报》)

    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因此，我能够理解医院出台相关制度进行考核的良好初衷，为了激励医生勤奋工作嘛。但在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实语境下，这无疑是一剂让医生丧失职业道德、摒弃良知的“迷魂药”，是一种典型的“逼良为娼”。因为任何人，即便是“道德天使”，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时，总容易“迷失”，发生动摇，变得不堪一击，而在强大的制度重压与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天使变魔鬼的悲剧就会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杨达的死亡是不是于医院的指标制有关，非专业人士的我们不得而知，这需要法律去厘清，相信法律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案件暴露出医院用药的“潜规则”足以令置身其外的每一个胆战心惊，引发深思，因为，在这种刚性的指标威逼之下，谁也无法保障，哪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其中的“牺牲品”，或死于白天，或死于晚上。

    在指标的高压下，到底产生了多少这样的人间悲剧？为什么类似的指标制会风靡各地，成为屡试不爽的“潜规则”呢？这其中当然有着医院谋利的“私心”，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无疑是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残酷现实。比如，在卫生费用具体构成上，国家财政投入明显过低。居民个人支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卫生总费用的20%左右，到2003年，这个比例飙升到了56%；相对应的，政府的卫生支出则从1978年的超过30%下降到了2003年的17%，余下的社会花费也是从当初的近50%下降到了2003年的27%。

    显然，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既成事实。医院靠提高患者的医疗费来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实际上是百姓在承担着政府的责任，是将政府的投入不足转嫁到了百姓身上，而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就不难理解。因此，指标制的出现可以说是财政投入不足下的一种“另类表达”，只是不知道这样的“黑锅”，我们还要背负多久？但愿，泣血的悲剧能唤醒沉睡的制度，不再被感冒击倒，没有尊严地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