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前，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杨达因为感冒，到宁波市海曙区同和医院看病，不久后杨达被发现死在学校。5日的庭审中，原告出示了几份医院内部文件，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医生对每个病人用药量必须“达标”，必须保证患者“回头”再看病，每个科室每月必须完成。(12月6日《今日早报》)

    官司中的几份材料足以让医院那些令人震惊的“潜规则”浮出水面。尽管医院是否要最终承担死者的医疗责任，还有待法院的进一步判决，但是医院对待病人的态度，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值得我们反思了！现代社会一个普遍价值就是，人是最高的目的，这也就是说，人应该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而不能被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

    医疗专家确认了医院“滥开药物”的嫌疑，医院内部的纸质材料也证明了所谓的“经济指标考核”就是鼓励医生尽量地去“剥夺病人”。在这里，病人本身其实已经远离了“最高目的”，他们已经被当成了赤裸裸的牟利工具和资金来源。

    人的生命和健康在这里统统让位于“利”字了。作为其自然后果，这不只是对病人病情的不负责，而且以大力增加病人的医疗费用为目的，这样必然有时就会造成过度医疗、故意错误用药以致于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安全的事发生！在这里，对病人的经济盘剥与身体伤害同时进行着，这已经超越了“职业道德”的范畴，需要行政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大力介入。

    这两年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议不断被挑起，普遍观点都认为，政府监管缺位和“市场化”导致了医院和医生遵循“经济人”的身份和市场原则，在医疗活动中以个人或小团体私利为中心，总是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手段，谋取私利。从“倒药”提成发展到“诊断提成”，从“倒卖”病人到“滥开药物”，它呈现出愈演愈烈，层层恶化之势。

    现在的医生真的丧失了“善心”了吗？我觉得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掩盖了他们的“善心”。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壁垒”，医生本来就具有范围就广泛、且十分随意的“权力”：医生不仅有治疗的权力，还包括如何安排治疗、如何用药以及如何检查等等。至于医生提供的信息和方案正确与否，外界很难做出判断，从而让医生拥有一种“隐性权力”。

    在现行的体制下，政府监管缺位和“纯粹的市场化”导向让这种“隐性权力”变得疯狂了起来。它在医界不断扩散，不断腐蚀医疗工作者的道德和操守。遵循“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原则，不受约束的、不易被察觉的医方权力也无疑将产生“绝对的腐败”——医疗回扣、昂贵处方、过度检查、收取红包等等医界丑闻不正是这种权力带来的腐败的表现形式吗？因此，我们应该从体制上着手去杜绝这种怪现状，实现医疗事业公益化或半公益化、健全医疗监管制度和医疗事故的刚性惩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