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院长难，当公立医院的院长更难，当医改思路不清、方向不明的过渡时期的公立医院院长难上加难。”

    在关于医改的公共大讨论中，全国600万医护人员的声音几乎被屏蔽，因为他们被很多人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

    就在医改方案临盆之际，医院院长们纷纷借助多个公共平台建言献策。本月9-10日，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1日，由《南方周末》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市卫生局以及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医院发展论坛中山峰会召开。不少精英院长马不停蹄，同时现身两个论坛，而本报记者也借机对他们做了贴身采访。

    “最近以来医院院长们的话题中心都是医改，但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杨银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也想参与医改，不仅是利益攸关，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与情怀。”

    “我们要从改革的对象变成改革的参与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说，该院是当今世界上单点规模最大、床位最多的医院。

    在目前的体制下，“公”立医院在资金来源上已然不“公”——平均而言，政府财政投入只占公立医院成本的8％，大型三甲医院可能只占6％，而本报采访的一些大医院甚至低至1%，再加上医生的服务价值不能在正常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造成了医院和医生以药养医、诱导病人需求等制度性趋利行为。同时，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欠缺，看病贵由此衍生为一大社会问题。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院长们并未因此就希望政府把公立医院包下来，相反，他们一致主张：政府应该保障基层医院的支出，并把基层医院发展成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阵地，而大型医院则可以面向市场而不需要政府来养，但是必须在医院内部引入公司化的管理体制，赋予医院管理者现在所没有的人权、财权、决策权等和公司CEO类似的权限，以此在市场中竞争，并把大型医院建设成科研重地。

    也就是说，对大型公立医院而言，机制比所有制更重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院长们都同时认识到信息技术对医疗、政府监督，特别是医院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信息化有可能是中国解决医疗这个世界难题的一个突破口。

    “数字化医院的管理对传统医疗模式的冲击，在全球是一个发展趋势。”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耿庆山在本报参与主办的中国医院发展论坛上说，“这在帮助政府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医改应该有两个目的：一是政府建立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二是要保障医疗卫生事业自身的发展，保护600万医护人员的积极性。”院长杨银学说，“这两大利益群体必须兼顾，伤到任何一方，这个改革都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