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观点，中国医疗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核心矛盾是现有医疗资源供给短缺。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应该是开放准入，让更多的资本形式进入医疗领域，同时加强监管，以缓解医疗服务供应不足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2006年9月，由发改委、卫生部牵头，组成了十余个部委协同的医改协调小组，全面启动新医改方案的拟定。

    今年春节前后，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世界卫生组织、麦肯锡、世界银行六家中外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的医改方案设计；4月、5月又增加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套方案——八套方案于5月底进行了第一次颇为热闹的“集体讨论”。

    今年6月，在八套方案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制订的第九套方案。

    九套方案各执己见，加之有关的十余个政府部门均持有不同立场，由此有关各方对医改涉及的几大关键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争议焦点

    有专家分析，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仍处于中低水平，且地区发展具有极大差距，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健康保障水平不可能太高，因此基本保障是这套方案的立足点。而如何在这一目标的基础上，提高医疗卫生体制的效率，确保财务可持续性，并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卫生事业长期发展，则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方案的争议，集中在两大关键点。

    一大争议是：从保障模式看，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基本医疗保障究竟应当优先保小病还是保大病？

    北大、国研中心和卫生部等机构均支持“保小病”；清华、北师大、财政部、劳动部等则纷纷主张“保大病”。

    国研中心的建议称，“保大病”看似合理，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其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成本很高而效益很低，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不符合效益原则。

    清华大学的方案则指出，医疗保障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人们因疾病而面临的风险，特别是解决有病看不起或因病致贫等问题。大病给人们带来的风险最大，所带来的“有病看不起”或因病致贫等问题最严重。因此，必须对大病医疗提供保障。而小病医疗费用较低，财务风险不大，大部分人都能支付得起。在优先保大病的同时，辅之参保人员进行定期体检，则将大大减少小病不治拖成大病的问题。

    此外，保大病管理难度较小。由于大病发生频率较低，发生时认定与监控相对容易，道德风险较小，较有利于实行按病种付费等控制成本的手段，费用比较容易控制。尽管每次大病发生时保障机构的花费较大，但总体财务风险较小。而小病则相反，在我国目前保障机构管理能力还较弱的情况下，保障小病的风险很大。

    另一个争议是：对于与保障模式对应的筹资手段，即政府投入究竟是直接资助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机构（补供方），还是补贴消费者购买医疗保险（补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