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关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及医改问题由于“非典”的突然出现而浮出水面。某种意义上，当年的“非典”引发了全民关注，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医改问题起到了推进作用。
2004年夏，香港学者公开指出格林柯尔顾雏军很多收购行为不当，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又一次引发近乎全民的产权改革大讨论。在这个背景下，原本就比其他行业的改制要慢一个节拍的医疗机构，此时的改制显然又弱化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背负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所以无论是当地政府机构，还是医疗机构本身，对于改制问题都是慎之又慎。
2004年底，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刘新明指出，产权改革不是下一步城市医疗改革的核心内容，也不是主要内容。此语一出，医疗机构吸收社会资本的步伐开始跌入“冰点”。之后关于医院改制的话题虽然也不断有人提及，但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而到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对媒体公开表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由此，医改走向成了全民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并掀起了医改模式反思风潮，导致了政府部门在医改问题上的一度“失语”。
医改走向的博弈
自从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不成功报告的发布之后，无论是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对我国此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反思就不可遏止。
反思之后，自然是医改方向和目标的重新确定。
到2006年10月，中央高层关于医改的政治意愿就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中央高层为医改定调，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统一了争论多时的医改方向之争。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规范公立医院管理。”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央以最高会议决议的方式，明确医改的方向。这个方向的提出，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尚属首次。
在此之后，医改新方案的思路一般被认为将会借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的主张，“政府主导”是其思路核心，即政府投钱给公立医院，维护其公益性，政府免费或部分免费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按照这一思路，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显然存在着极大的障碍。
在紧接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办理情况通报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透露，有关部门平行地委托了6个机构提出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方案。
正是在制订医改备选方案的过程中，关于医改新方案的思路出现了不同的争论。而争论的主要焦点就集中在政府主导的体现上，是建立购买医疗服务第三方的全民医保制度，还是拒绝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直接的争论虽然没有结果，9月医改协调小组上报国务院的医改方案目前也没有透露出详情，但从政府在医保方面的推进速度看，政府减少对医疗服务提供领域的直接干预已经成为了医改新方案的应有之义，种种政策的发布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这一迹象。
在农村，卫生部明确规定，今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的关键一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9月5日，陈竺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429个，占全国总县（市、区）的84.87%，参加合作医疗人口7.2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2.83%。
在城市，7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79个城镇居民医保国家试点正式启动。
“这些政策给各种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提供了机会。”北京恒安中医院常务副院长余志忠如是说，“目前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有限，全民医保后的医疗市场需求肯定会加大。早期海外资金并不是对内地医疗行业不感兴趣，而是受限于政策，处在观望之中。现在全民医保政策已经明朗，虽然医改方案还未出台，但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哪一种方案，对于社会资本的进入都是有利的。因为卫生部已经明确了态度。”
“现在政策拐点非常明了：全民医保提速、医改方案即将出台、各地方医疗机构对社会资本均持开放态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国际资本没有理由不进入这个市场。重要的是，之前的障碍已经被消除。”华夏医疗集团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蒋涛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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