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场强者之间的谈判,在中国目前还横亘着一条价格体制的鸿沟。由于医院依照国家定价按项目收费,保险机构通常只有照单子埋单的份,而无法让医院按病种收费——倘若按病种收费,例如治好一个阑尾炎3000元,则医院必须既治愈病人,又会主动节约费用,各项不必要的检查必然不会再出现在保险单子上。
那样一天会在何时到来,医院的“创收”行为能在何时得到约束,眼下依然未知。一位“政府主导派”专家一脸平静地说,“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天,沸腾的民怨就会让他们(市场派)不得不回到政府主导的路上来。”
“这条路需要时间,”熊先军则如此回应,“每当市场化改革推进到某个领域,逻辑相同的争论总会一再发生,但是时间证明,历史是退不回计划时代的。”
9月初,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宣布,最新医改方案已形成,将递交国务院讨论。其后,出席大连达沃斯论坛的国家发改委官员透露,医改方案将向社会公布,征求全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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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由于经济原因,中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每年大约有1000余万的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
1978年-200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即“全国当年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增长了77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远高于同期GDP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同期护士增加了2倍多,医师增加1倍半,其余包括医院、诊所、床位和医生数目的增加皆不到1倍。同期全国诊疗人次增加了也只不过40%。
197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来自政府预算的比例为32.16%,到1996年却下降为17.04%。1997年后这一比例进一步降低,直到2004年才重新达到17.04%的水平。
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在欧洲国家如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
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外1/3正在瓦解的边缘,还有1/3已经瘫痪了。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
2006年9月,前卫生部官员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仅有15%-40%。
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费用的12%-37%都被浪费掉了。
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