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避免描绘长期的细节蓝图，要关注你的目标，未来5年的目标以及你期望的变化。”一位与会者翻开笔记本，向南方周末记者转述了当时一位国外专家的建议。

    而在6月底召开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的第二次医改圆桌会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莱昂纳多·Ｄ·雪弗(LeonardD.Schaeffer)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有最完善、最完美的制度，每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都在平衡三个关键的问题，即可及性、质量和成本三者的权衡问题。他用一部美国影片《食者》(Diner)来进行解释：影片的主人公在波拉多有一个高档快餐厅，标志牌上写着“我们的食物又快又好又便宜”，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以上只能选两样”。

    “牺牲不可避免，关键是看政策目标是什么。”在第三次医改圆桌会上，美国乔治大学法学院教授格里格·布洛赫(GregBloche)如此建议，他是200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

    在他看来，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曾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一些欧洲国家所推行的全民医保，其实是18世纪战争的产儿。因为战争频密，全民皆兵，政府不得不提供全民福利，其中就包括医保。到了20世纪，一战二战要求公民作出更大的牺牲，而体现国家对人民关怀、体现社会团结的全民医保因此在许多国家得以建立。

    “可以看到，中国的8个方案各有各的目标，有的为了人人享有健康，有的为了体现社会和谐，”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分析说，“最后的选择其实取决于政府未来几年的目标。”

    尽管“补需方”的方向已经明确，可是争论依然还在继续，并将更加激烈。

    “无论怎么补需方，都不能代替供方能力的建设，尤其不能忽略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上的作用，”代涛依然坚持“政府主导”，“否则无论怎么改革都很难成功。”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代涛认为在为公民发放医疗补助之外，国家还必须对医院投入更多。目前国家对许多医院的拨款连给离退休员工发工资都不够，而医疗服务价格依然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一个拥有2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协和医院教授，每看一个病人，挂号与诊疗费用加起来仅仅14元。

    医生与医疗服务的价格根本不能反映他们的市场价值，既造成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拥挤局面，又使得医院展开种种“创收”活动。

    而医疗卫生本身的一些特殊性，如病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或者即使知道需求也无法自己满足(例如医生自己得了阑尾炎，却没法自己做手术)，则为医院的创收活动提供了种种便利。

    “不管付账的是病人、企业，还是什么其他机构，对医院来说都只是一个钱包，迟早会被医院统统掏出来，”一位专家说，“尤其是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医疗市场依然供不应求，人们看病依然越来越难。”

    赞成全民医保的专家们却比较乐观。在北师大的顾昕看来，在强大的医院与弱小的病人之外，掌握着巨大保险金额的“第三方”的崛起，将形成一个能代表病人与医院博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