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建设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个人的大事。因此，“医改”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引起这么多的讨论都在意料之中。中国的医改之路下一步究竟应该何处去？这应该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话题，这时候，回顾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也许会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

    在传统社会，即使在战争与灾荒过程中，许多甚至是大多数人是死于疾病。由于缺乏现代的医药技术和卫生条件，现代常见的感冒、发烧、咳嗽、闹肚子等症状常常是致命的。20世纪上半期，呼吸道与肠道系统的疾病是中国人口死亡的首要原因，而这些疾病的产生与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卫生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立一个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是降低人口死亡率的最关键因素。

    1928年10月，民国国民政府卫生部(后改卫生署)于南京成立，中国政府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就此开端，历任卫生部(署)次长、部长、署长的刘瑞恒是这一事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年仅23岁即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和中华医学会长，是中国外科的奠基者。1924年，通州某乡村新生儿频繁死亡，经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派人调查，原因仅是产后破伤风所致，经过简单的卫生教育培训，这一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此事深深触动了他，他认为医学应该为更广大的民众服务，如果资源配置得当，只需较少的投入，就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福利。因此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外科本行，转而从事公共卫生建设，次年即与协和公共卫生教授美国人兰安生(J.B.Grant)一起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卫生事务所，其辖区内的死亡率与发病率明显下降，开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河。兰安生的名言“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集中反映了他的医疗卫生理念，这一理念也影响了刘瑞恒。

    就任卫生部长后，为了推行公共卫生，刘瑞恒积极寻求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合作。1930年，南斯拉夫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鲍谦熙(BorislavBorcic)作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专职专家常驻南京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他先后多次来华，并将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取名“卫生”。

    193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公共卫生学家、卫生部保健司长金宝善(后任中华医学会长)赴欧洲考察，比较各国卫生制度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决定参照南斯拉夫模式推行中国的医疗卫生建设：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下辖一些研究和教育机构，以此向乡村人口传播公共卫生知识；它由国家主导，由中央机构协调各地的管理机构，本地自足，大众化开展；外国与本国专家共同制定乡村重建和公共卫生计划，形成一个相互支持，具有相同教育背景、专业经验的专家网络。

    在鲍谦熙的建议下，卫生实验处在江宁县汤山建立了一个卫生模范区，随后扩大到全县，作为全国推广县级卫生服务的试点。根据国家卫生服务的“三年计划”(1931－1934年)，在当地合作健康保险计划建立之前，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到了1937年，每个县级卫生院要配备全职的卫生官员、多名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负责中心的门诊、住院设施、诊断实验室、药品和消毒、卫生教育和管理；每个区级卫生所配备一个卫生官员和护士，负责日常门诊、接种疫苗、儿童和学校的卫生和改善当地的卫生条件；乡级卫生所有一个经过助产士和公共卫生培训的护士，负责日常门诊、接生、胎儿和新生儿的照顾、当地学校的卫生、接种天花疫苗和卫生教育；在最基层，由当地经过培训的卫生工作者报告出生、死亡、接种天花疫苗、提供日常的灭菌和卫生工作，这样能有效减轻经费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