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业内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其中，“穷则思变”是一个主要的动因。
“选择合适的医疗机构进行改制，可以激发医疗领域的活力和积极性，改善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杜乐勋也告诉记者。作为卫生部重大政策的幕后高参，杜乐勋曾对公立医疗机构改制进行过研究，他认为，我国医疗产业的市场年增速为１３％，作为民营医院一年的投资回报可能在４０％左右，而且比较稳定。“所以投资医院是资本市场上的一大热点。”
公益性下的改制困境
“并非所有这些公私合作的形式都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在“２００７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公共－私营合作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强调，据介绍，目前的公私合作形式包括“所有权与管理权环节出现混合所有制机构（如我国基层的股份制医疗机构以及股份制医院）”、“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层收购”等形式。
杜乐勋也认为，医疗机构的改制，具体情况太复杂。改制必须划出界限，但又不能一刀切。很多情况要具体分析，这给政策制定带来很大困难。“能够改制，或者应该被允许改制的是那些城市里的区级专科医院，还有一些冗多的县乡公立医院。”杜乐勋说，“但是，各地发展不均衡，很难用统一标准衡量。”
“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对于各地医院改制的总量要有所划定。在改制的同时，对于医院的政策改革要同步配套，例如固定资产评估、职工安置、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内部合算、分配制度等。”石光提出，公立医院的改制数量，改制的目标、原则和对象以及手段和策略等探讨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杜乐勋则认为，怎么改制，并不是关键问题。改制的操作者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关键是，什么医院可以改制，什么医院不能改制，这是新医改要明确界定的。他提出的建议是，在卫生部门责任明晰的前提下（主持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政府可以把县及县以上医院的改制和融资理财等划归为发改委和国资委负责。“其实，经营性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办公益性医院，民营资本也完全可以办公益性医院。解决的办法是，公益性国有资产转为经营性国有资产，如果归口国资委完全可以办成非政府公益性医院。”他说。
２００７年初卫生部部长高强提出，大力调整城市卫生资源，将城市一级医院和部分二级医疗机构改造成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夯实城市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显然，这些承担了社区卫生服务职能的医疗机构都是医疗机构改制的‘禁区’”。杜乐勋认为，除了承担公共卫生职责之外、处于卫生安全网构建节点上的医疗机构，那些承担教学、科研等任务的机构也都不应出现在改制的名单上。
虽然，公立医疗机构改制已经成为待发之箭，但业内专家认为改制仍然面临着困难重重。除了担心改制还改变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之外，还存在着三大阻力：一是卫生管理部门不愿放弃既管医院又办医院的局面，二是一些卫生系统职工担心吃不上大锅饭，三是财政部门舍不得把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国有资产转为经营性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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