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军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秘书长

    董朝晖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段时间以来，医患矛盾激化，许多人感叹医生群体道德滑坡，“加强医生监管”的言论也沸沸扬扬。一个极端的思路是，把医生的经济收入与他们的业务量脱钩；据说这样能够斩断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利益链，让医生脱离“铜臭味”而回归“白衣天使”。

    其实，与任何职业群体一样，医生群体也是“经济人”。如果医生的行为于社会不利，不应归咎于医生群体的道德滑坡，而应归咎于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当前医疗卫生体制的缺陷，不是对医生管制太少，而是不合理的限制太多。对医生职业的过度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国有医疗体系内部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在国有医院，医生实行准公务员管理，其工资核定、职务提升、工作调动等都按照国家干部管理的程序进行，而不是由医生根据医疗服务市场供求自己决定。这种管理方式可能扭曲医生的劳务价格，工资不能体现其劳务价值，不能满足其合理目标收入。

    其次是对国有医疗体系以外的医生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有关政策对行医自由度和私立医疗机构的准入进行了过多限制；有关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更对私人医疗机构加以歧视。例如，以“区域卫生规划”为理由限制私立医疗机构准入，不允许医生同时在两家或多家医疗机构行医等。这些对医生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保护了国有医疗机构的行政性垄断地位。

    对医生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扭曲了医生的劳务价格，导致了医疗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脱节。近15年来，中国人均卫生费用迅猛增长，人均医生数量却几乎没有增加。近几年全国毕业的大中专医学生中，只有约四分之一进入了医疗卫生岗位。同时，尽管国有医疗机构给出的工资不能反映其劳务价值，中国仍有90％的医务人员选择留在国有医疗机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医院中的医生在受到过多限制的同时，也依靠国有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掌握并滥用了两种重要的权力：一是稀缺公共医疗资源的使用权；二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医学相关产品使用的推荐权，具体表现即为“红包”和回扣。

    斩断利益链能否消除回扣和“红包”的现象，值得怀疑。毕竟，医生手中掌握着那两种重要的权力，如果他们发现无法依靠手中的权力谋取他们的目标收入，就可能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最终，那种政策会因为监管成本太高，效果太差而无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