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北京首家医患纠纷调处站虽然在长辛店街道办事处旧址，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室挂牌。但医患调处站并非一路顺风，原本打算在长辛店医院内挂牌却遭遇一波三折未能获准。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存在紧缺和不公，医生自然形成了一种优势地位，再加上医疗信息和技术的绝对不对称必然导致患者的弱势处境。这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内因。同时因为医疗机构具有特殊的专业性，工商、消协等市场监督部门往往对于患者遭遇的不公，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明知道被医生会给我们开高价药，还是无法找医生反驳，而相对诉求于其他仲裁机关，又是抱着猪头找不到到庙门。这种医药市场的特殊性使得市场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医患两方的博弈，这是双方权利向一方倾斜的外因。内外因的结合，造成长期的医患矛盾不可调和。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医院良心发现是解决市场交易双方矛盾最好的办法。因为市场经济中，利益才是驱动市场主体行为的原动力。当市场分配失灵时，需要的是国家看的见的手来发挥作用。但我们又看到，国家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命脉。相反，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医院在打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牌上屡出高招。先是传出某些医院将“限单令”当作一纸空文拒不执行，又是有某些医院在国家降低药品价格规定出台后靠增加其他非药品费用变向维护既得利益。

    这就说明，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单靠市场自发调节不行，单靠国家调控也不够，而需要独立于国家、市场的第三方来制衡医患关系。

    身份相对独立的医患纠纷调处站的诞生可以说触动了医院的既得利益。这点我们可以通过报道中医院百般阻挠，而最终没有同意调处站在医院挂牌而看的一清二楚。这说明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专业组织，可以抛开市场、抛开政府来保护某一领域的公共人群的利益不受侵害。虽然调处站仍属于地方政府管辖，但它在实际功能上已经显示出公民社会中NGO的诸多端倪。

    2006年，公民社会已经不在是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学者口中的专业概念，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般社会和国家权利系统都不在陌生的视角渗透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去。业主委员会在这一年与开发商、物业的博弈中维护了业主的权利；青年志愿者组织也在年底火了一把。这些就恰恰说明了NGO正在扮演着维护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角色。

    笔者相信，同样面临着纠纷的医患时常也需要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介入。也许，就象新闻中说的，这种第三方遭遇了种种阻挠和质疑，但其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准，相对独立的工作性质必将成为未来社会解决医患纠纷的一股重要力量，可以说，第三方的介入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