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某医院由于发生医疗纠纷，医生护士连日来遭自称是死者家属的一伙人围攻谩骂，并多次发生肢体冲突。院方没有办法，只好让医护人员戴上头盔等防护工具，加强自身防护。院方怀疑有“闹托”参与索赔。（12月25日《广州日报》）

    虽说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医生护士戴着钢盔上班也绝对是“奇闻”一则了。院方怀疑，发生医疗事故后，死者家属雇用“闹托”围攻谩骂医护人员，医院为了工作人员的安全出此下策，实属无奈之举。初看起来，此事确实是医院的无奈，医疗事故的患者一方经常雇用一些非法要债公司，以死者家属为名，通过静坐、谩骂、堵门、围攻医护人员等手段要求医院给予赔偿，而这些举动通常又不会过激到触犯法律，警方干预起来也比较困难。

    表面上看，在这个医疗纠纷个案中，医院处于很被动的境地，感到很无奈，但在笔者看来，医疗纠纷中，病人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而是选择雇用“闹托”来寻求索赔，同样是无奈之举，“闹托”围攻医院，医护人员戴头盔上班现象，凸显了当前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制度困境。

    多年来，医疗纠纷事故屡有发生，中消协的一份调查显示，医疗事故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一。医疗事故牵扯到患者、医院、法院、鉴定机构等多方利益，处理起来相当复杂。由于医疗事故的专业性，法院和患者相对于医院，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境地，医疗鉴定报告就成了判断医院责任的主要依据，在当前的体制下，出具鉴定报告的医学专家多为各医院的医师，医疗部门在医疗纠纷中既当了运动员，又做了裁判员，出具的鉴定报告很难保证客观公正。医院利用专业鉴定推卸责任，逃避巨额赔偿，损害患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患者一方很难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报道称，目前医疗纠纷中，患者一方的胜诉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对医疗鉴定报告的不信任，司法途径的高成本和败诉的高风险，使患者一方开始转而寻求其他的维权办法，“闹托”便应运而生了。

    要破解当前医疗纠纷中的制度困境，在笔者看来，需要医患双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而问题解决的基础则在于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创新。首先，需要调整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结构，委员会成员应该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消费者协会代表等多方组成，提高医学鉴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其次，在法律上应该严格执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患者只需证明医疗事故事实，而医院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

    笔者相信，有了公平合理，各方权利都能得到伸张的制度，“医闹”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而医护人员戴钢盔上班的事也自然会消失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