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患者看病做手术要靠红包“开路”，医生家人到其他医院看病也要给红包才觉得放心，由于医患之间互不信任，患者看病主动干预治疗方案、托熟人找关系等等现象屡有发生。一家医院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约有30%的处方流出医院，这其中既有自行到药店买者，也有对医生处方不信任者。不少医生专家纷纷表示，患者干预医生诊疗行为、托关系看病的现象普遍存在，这说明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

    患者当“医生”指导开药

    在天河北高级写字楼上班的黄小姐向记者表示，她“很不信任看病的医生，开药的时候总有种‘被宰’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黄小姐无奈地说，“上一次去医院检查出轻微的干眼症，那个医生便开了近300元的眼药水给我，我同事说不是很严重的干眼症，滴两支人工泪液就好了。”

    天河区的一家汽配公司的老总黄先生上月初打球伤到右脚，到就近一家医院看急诊，对于医生的每一项检查建议，他心里都有抵触。“他要我做手术，我觉得打石膏就可以。不由自主地就会和医生争论。他说东，我常常会往西想。我觉得自己有点过敏，但平时听说医生开大处方乱检查的事不少，实在是做不到百分百信任医生。”

    医生他院看病也送红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省级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他1岁多的小孩连续一段时间食欲不振、精神差，自己带去两家医院挂号，医生都当做感冒、肠胃炎处理，吃药打针两周不见起效。他只得去找了在一家非常知名的三甲医院的老同学，经对方建议并引荐，找到了一位信得过的专家，仔细问诊后诊断出其实是并不复杂的扁桃体肿大，对症用药3天后就康复了。

    记者在采访中随机进行了一个小调查，十二位医生在介绍亲戚、朋友去其他大医院住院治疗时，如果要做大手术，都会赞成亲友给红包。张医生在广州一家很出名的三甲医院工作，但本院没有产科。妻子今年在另一家大医院分娩，张医生先做了一番探路，找到的剖腹产手术的教授和自己关系不是很熟，临到手术前，他给对方包了个红包。

    “我每天都要应付一两名托关系转来的病人，大病的小病的都有。”海珠区一三甲医院办公室的一名负责人抱怨地说，很多感冒发烧的病人，也要找他介绍个专家。

    市第二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杨医生对此深有体会。他就接诊到不少托关系转来的病人。病人主要还是对医生不信任。总觉得非要有熟人介绍，甚至“红包开路”，医生才会认真地给他们看病，或是看病时不“蒙”他们。另一个表现的是，不管是医生要求做检查，还是医生开出的药方，患者总是持怀疑态度，或是不愿做检查，或是不愿抓药，或是医生开药时，他们一旁干预不要开这个或是那个药，让医生感到无所适从。杨医生说，在他接诊病人当中，就有过不听医生诊断导致患者死亡的悲剧。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统计数据表明，每天近有30%的处方是流出医院的，“这其中有一部分患者拿处方到药店买药，一部分是患者压根就不相信医生的处方。”该院的一位副院长说。

    八成患者想托熟人看病

    记者这两天在广州多家医院随机对100名前来就医的市民进行采访，有高达8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并曾经托熟人找指定的医生看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是很相信为自己看病的医生。认为医院的检查项目没有必要以及觉得医生不可信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25至40岁的、收入较高的人群，占受访市民的近7成。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4月份开展的“广东居民看病就医情况”专项抽样调查显示，20.8%的受访者“有过医生建议住院而没住院的经历”。拒绝住院的原因：55.1%的受访者是因为医疗费用高，31.5%的受访者是因为“自己觉得病情不重”不必住院。有8.7%的受访者通过各种途径复诊后也被确诊不需住院。

    医患不信任双方都有责

    近日，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近几年来，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现象愈演愈烈，医患者双方都有责任。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的考核制度、工资奖金与效益挂钩等等，医生的医疗行为也或多或少带有个人私利，也会有部分医生采取了过度积极的治疗方案，让患者对医生产生不信任感。别一方面是患者受到一些不良医疗现象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医生每做一件事都跟自身利益有关，处处加以防备从而疑心重重。他认为，医患者之间需要互相沟通和理解，患者对医生的过度治疗应当举报，而非互相敌对，否则吃亏的只能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