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毛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着重在发展国营经济，重视公共福利事业，强调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平等精神，而在各种服务以及产品的分配上则刻意降低市场的角色。但是，1978年邓小平掌握中国领导权后，却将中国带上了另外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戏剧性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将原来的公有部门、企业和机构私有化，解散农村公社，强调个人责任制，容忍社会不平等的增长（Hinton1990；Leung1994；Wong1994；Weil1996；MacFarquhar1997；Meisner1999）。这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被一部经典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1966）的作者韩丁（Hinton）描绘为「大逆转」（1990）。

    在毛时代，中国以成功发展革新性的医疗体制和强调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体系给全世界以深刻印象。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们将（1）讨论在市场改革以前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组成，及其对全民健康状况的影响；（2）分析市场化改革以后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健康和医疗状况的影响；（3）讨论医疗卫生事业的大逆转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

    市场化改革以前的医疗卫生状况

    解放前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饱受内战和反帝战争的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烂摊子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SidelandSidel1973）。在战后初期，平均寿命不到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Jamisonetal.1984）。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总数少的可怜，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SidelandSidel1973；SidelandSidel1982）。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是不存在的（SidelandSidel1973）。

    面对这些状况，新中国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有效解决人民当前迫在眉睫的健康问题。当时，世界上其它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最常用的解决途径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的特点包括：（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LiandWang1995；Wilenski1976）。这种模式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许适合，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口死亡率随人民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而下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不恰当的。有限的国家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培训足够数量的高技能的西医医疗人员，以完成当时大量的、紧迫的医疗任务。而且，一旦这些医疗人员从学校毕业了，大部分都会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昂贵的医疗技术，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负担得起；以极少数高技能的医疗人员提供个人医疗以及个人卫生服务的方式，无法有效解决在农村贫困人口中传染性疾病蔓延和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的问题（Wilenski1976）。

    新中国是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它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Rifkin1972；Rifkin1973；Wilenski1976；Maru1977；Wilenski1977；Blendon1979；SidelandSidel1982）。

    革命后很短的时间内，新中国提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四项指导方针（Wilenski1976；SidelandSidel1983）。这些指导方针确定了接下来30年时间内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这四项指导方针是：

    1.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

    2.预防为主；

    3.中西医相结合；

    4.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