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社是合作医疗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公社合作基金和成员缴费），公社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降低合作医疗体系的开销（WenandHays1976）。这种降低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公社确保成功执行「预防为主」政策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以便减少公社中疾病和疫情的发生，自然而然合作医疗体系的医疗费用就减少了；其次，在病情加重以前，合作医疗体系努力为病人提供预防性的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并提醒农民一旦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会更高，督促农民采取预防措施；再次，为了减少药物的花费，合作医疗体系尽量避免过度使用或滥用药物，公社种植、采集、加工、使用具有广阔前景的当地药草、药材，而减少使用昂贵的西医药物；第四，合作医疗体系限制送到县医院去的病人的推荐数量，因为县医院比农村合作医疗诊所的费用高昂得多。赤脚医生充当这些推荐病人的「看门人」，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送县医院（Zhang1965a；Zhang1965b；KwangchowProvincialInstituteofMaternalandChildHealthCare1978，应为「广州省妇幼健康照护所（1978）」，译者注；Hu1981；Zhuetal.1989）。

    不论农民们的经济地位怎样贫困，合作医疗体系都提供给他们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也为农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之前，农民为了取得医疗，他们必需要花很多时间走远路；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里，合作医疗体系使赤脚医生和其它医护工作者很容易取得初级医疗服务技术，使医疗服务在空间上同农民生活融为一体。此外，合作医疗体系还加强了公社卫生所的地位，通过公社基金确保卫生所人员获得必要的培训（Zhang1965a；Fengetal.1995）。

    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建立于1951年，由政府承担经费来源，主要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这部分受益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劳保医疗也建立于1951年，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为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的医疗花费，并为职工的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花费（Hu1976）。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注五）的词语原是50年代末上海郊区农民对身边半农半医的同伴的亲切昵称（ReportofAnInvestigationfromShanghai1968）。在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阶段（注六）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高潮时期（Zhuetal.1989；Meisner1999）——大量的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主要的想法是，这些受培训的农民医护人员，会以不脱产的方式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卫生与医疗的服务（ReportofAnInvestigationfromShanghai1968；PekingReview1974；PekingReview1975）。在文革期间，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人民公社中迅速发展，赤脚医生数量引人注目的大幅增加（Zhuetal.1989）。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Chenetal.1993），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Wang1975）。

    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它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和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Sidel1972a；RonaghyandSolter1974；Huang1988）。在各个公社之间，培养赤脚医生的方式各不相同。然而，所有的公社都强调预防和治疗常见疾病，培训期也都在3～6个月之间（Wang1975）。培训计划大多在县医院执行，有的时候也在公社卫生所或生产大队由城里来的流动医疗队进行培训（Lyle1980）。合作医疗体系十分注重在职经验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职继续教育（注七），也承担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Wang1975；Lyle1980）。

    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因不同的公社或生产大队而有所不同（Sidel1972a）。但是，他们通常有共同的工作任务，包括预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Sidel1972b；Hu1976）。因为赤脚医生需负责完成合作医疗体系的工作，上面这些职责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主要工作内容。赤脚医生的收入计算方式跟其它农民差不多。公社成员的收入取决于所在公社的总收入和个人的「工分」数量。赤脚医生的医疗卫生的工作也被视为农业劳动的一部分，以「工分」方式计算（SidelandSidel1983；White1998）。

    同西方医疗模式相比，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系统有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赤脚医生为数众多，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满足农村地区紧迫的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其次，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如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再次，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它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此外，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ReportofAnInvestigationfromShanghai1968；Wei1975；Miao1976；SidelandSidel1983）。第四，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使医疗工作不再成为专职医疗工作者的特权（ChineseMedicalAssociation1974；ChuandTien1974；Wang1975）。

    最后，赤脚医生的推行促进医疗服务人员的去专业化，对传统的西方医疗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注八）。西方医护专业通常排斥培训那些较低技能的医疗人员从事简单医疗工作、治疗常见疾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降低他们的专业水平（Kao1974；Wilenski1976）。赤脚医生的推行打破了这种专业排斥行为，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新的角色。总体上讲，新中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使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最大化，而使其对昂贵的医疗高科技或高技能医疗人员的依赖最小化。这一政策的实行的结果，使得新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农村专业医疗人员严重短缺形成的挑战（Wang1975；Wilenskil1976）。

    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下去并取得胜利（Mao1934；Xu1960；Wilenski1976）。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他们深信普通群众只要被赋予正确的认识，适当的动机和权力，就可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群众路线」同样被应用到卫生事业中，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要迅速地改变中国大多数人的卫生面貌，没有群众的全力参与是不可能的。在全民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增加了卫生知识，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他们更倾向于改变平时的不卫生的习惯。在毛领导下，「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另一个显著主题。在卫生方面的群众路线，同样被贯彻了中国式的「自力更生」政策，群众被动员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

    群众广泛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这些卫生战役通常都是全国范围的。尽管卫生运动每年会有四到五次，最深入的运动通常是在工农业生产间隙期间展开。在中央、各省市、县区、公社、以及小队层次，都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的执行（贵州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区史编辑委员会1993；广州地方史编辑委员会1995）。农村小队的委员会通常由赤脚医生来领导（Jamisonetal1984）。在运动期间，各种信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墙报，漫画，讲演，小组讨论，戏剧，街道宣传，展览等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从清扫街道到灭杀钉螺（Wilenski1976；Sandbach1977；Schwartz1977；SidelandSidel1982）。卫生运动的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