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花区一位资深办案检察官记得在办理一起案件时，涉案人既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心血管支架手术专家。他四十多岁，正值经验丰富、年富力强之时。在他到案前，望花区已经抓了好几个人，整个医疗系统都风传谁谁出事了。到案后，他不吱声，问到关键问题就说没有、不知道，讯问开始时很不顺利。当检察官用扎实的证据突破了他的心理防线后，他交代的第一笔受贿款就高达16万元，是心血管导管的回扣。心血管导管的经销商分几次给他32万元，作为使用其产品的折扣，他留给手术科室16万元，剩下的16万元自己揣进了腰包，手术科室的人都不知道。由于经销商代理的是国外进口产品，该产品在国内不生产，技术含量高，价格定得很高。利润增大以后，就有了搞回扣的空间。

    “像心血管导管这类产品，国家应该对其有严格的监控，允许正常提价，但要有个合理价位。当利润空间特别大的时候，拿一大块利润下来行贿，就很容易产生腐败。”这位检察官说。

    检察官解剖医界潜规则

    医界灰色收入的潜规则为什么能衍生这么多年？

    一位医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诉苦道：“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一个骨科医生，一天要做四五台手术，还要管一个病区的患者，还要出门诊，门诊病人排着大队等着，医生连午饭都吃不上，而医生手术超过4个小时，只能得到8元钱的误餐补贴……”

    抚顺市望花区检察官在查处医界商业贿赂案时承认，他们在界定相关行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时有过犹豫。

    “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医生与行政人员不一样，这个行业要求医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医术技能，以手术医生为例，其心智和体力的劳动付出，与行政人员的工作强度及标准要求有很大不同。有些大型手术，医生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连续操作，这种付出要值多少钱？可以说，目前医院给出的加班费不足以抵值，这是事实。”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多年前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全国治理红包，医疗界得有一大批精英倒下。为什么？患者送医生红包是自愿行为，是对医生提供的技术服务的认可和感激，由于是技术服务，就存在着水平优劣的差别，技术出众的医生应该收得多，多年来已经成为医疗界出诊行医的一种惯例，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医生收红包现象虽然一再被卫生部门严加防范和禁止，却依然在现实中存在着。    “医生收红包怎么界定，并不是个容易下结论的问题，需要对相关案情做具体分析。而像医疗器械的采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这是容易确定罪与非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