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平价医院”是个热门词，新年伊始，又在卫生部首次定点定时新闻发布会上郑重鼓吹起来，一时间成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灵丹妙药。

　　在就医匮乏或者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比如百年前的英国或者一战后的美国，甚至包括当代美国，由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创建的济慈、济困医院，这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措施。但是，现在俨然要将其上升到主流的地位。这种思路和工作方式令人担忧。

　　首先作出这种决策是比较草率的。平价医院在2005年中后期见诸报道，卫生部对此讳莫如深。这一次在媒体的提问下，骤然给了大家一个“惊喜”。而卫生部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思路，据发言人毛群安说，“是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根据一些地方实际经验”。但是，“广大群众的需要”是否要以这种赤裸裸的济慈方式来满足，地方的经验是否能上升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层面，卫生部没有进行严谨的考证，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拍拍脑袋就行了。

　　其次，这种决策是否真的可行？如果这种思路被扶为正统的话，上行下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短时间内所谓的“平价医院”会在各地涌现出来，成为一个“体系”。但是这些平价医院和基层医院有什么区别？这些基层医院在中国目前奇特的病源配置的环境下，嗷嗷待哺，当地财政捉襟见肘，又哪儿来一笔横财去支撑“平价医院”？而且这些平价医院不可能按照社区来配置，最多能解决极少数特殊人群的医疗需求，却要拿来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重担。可以肯定，平价医院可以在某些局部地方缓解激烈的就医矛盾，但就一项全国性政策而言，给地方财政、医疗系统、医患双方带来的拖累将是深刻和深远的，并且，可能耗尽卫生部两三百号为数不多的人力资源，使其无暇顾及医疗行业结构和制度问题。

　　然而卫生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举措？这不是提问式的灵感，因为毛群安说，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地建立平价医院。这实际上反映了卫生部缺乏对医疗体制环境的解读能力和整体把握能力。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姑且不论，从下面采集的经验甚至不加以提炼和损益评估，就草率地要在全国照本宣科推广。

　　我们不妨来分析，地方自发形成济困医院，这是地方用来解决特困人群的手段，这是就医矛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下，地方对整个医疗行业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产生的代偿性行为。这种情况，在百年前医院系统形成初期也曾出现过，当时是由很多慈善机构来填补就医真空。但是现在，在宏观层面，以我们所储备的医院和医疗制度知识，以我们现在可以动用的医疗资源，如果在全国平地建立起一套“平价医院”体系，无疑舍大就小，不作广厦千万，却甘作漏雨茅屋。我们本该采取诸多宏观政策杠杆来重新调配地区医疗资源和病源配置，以此来构建社区医疗，扶持社区医疗机构，我们本该构建第三方、医院和政府代理方的制衡系统，来真正形成对百姓有利的议价环境，我们本该重新配置和监管地区大医院的收益，使这些单位动辄数亿的收益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本该制定优先的医保政策，从财政上来真正解决特殊人群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开出“平价医院”的空头支票。

　　有些卫生官员常说，卫生部是个小衙门，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但是，既然负责掌握天下健康命脉，不为大善，即为伪善。我们看到，卫生部近期不像是“公共部门”，颇有点“公关部门”，热衷于监察保健品等容易出彩头的活儿（这些活儿自有药监局、疾控中心和医学会等专业部门来承担），却对健康领域整体战略束手无策。

　　如果说我们缺乏整体解决健康难题的智慧，这并不是关键，因为我们还有摸索的空间和时间，还有分期解决的方案。但是，如果缺乏直面困难的决心，如果缺乏积极的大局观，如果缺乏当仁不让的勇气，那么医疗体制改革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生理和心理上永远的“隐痛”，我们的健康政策也将累及子孙后代。决心和大局观，这是医改所需要的最关键的素质。二十年中，我们吵吵闹闹，但看不到，医疗体制改革不同于我国改革初期的粗放模式，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外部性极强的系统的自我调整，社会效应并重甚至更重于经济效应，对固有内部利益各方的重新分配，难以依赖市场或外资等外力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挤牙膏式、自下而上式、无为而治的改革难有作为，必须具备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宏观把握，手术刀式操作，必须善于借势，善于利用政策和法律杠杆，平衡经济增长和健康需求之间的和谐促进。

　　究其万端，为天下谋健康，存此一心，虽不中，亦不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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